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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2008年9月12日，苏黎世机场的登机口前人群安静稀疏，王瑶站在安全线外，看着丈夫周言背着双肩电脑包走向登机通道。他穿着灰色风衣，头发理得整齐，脚步干脆利落。临行前停下来，对她说：“三天开完会就回来。”

    她点了下头，没有作声。周言笑了下，就像例行公事一样转身进了闸口。登机口的广播很快掩盖住他的背影。

    那天上午天气很好，阳光透过玻璃天窗斜斜洒下，机场大厅干净、明亮。王瑶没离开原地，一直站到人流散尽。她回到家时正好是上午十点，厨房桌上还留着早上的咖啡杯和没吃完的吐司。

    她把助听器取下放进盒里，手机调成静音，坐在沙发上准备接入一场国际远程会议。她是律师，近年在几个NGO做常驻法律顾问，处理跨国项目的合规文件，偶尔也出庭。过去五年，她和周言在苏黎世生活，表面平静。周言在瑞银UBS苏黎世总部工作，原是结构化金融部门的副总监，一直在做产品设计和高净值客户管理，她之前也曾在UBS投行部门短暂就职，两人因工作认识。

    认识那年，王瑶刚从卢塞恩法学院毕业，工作第二年。周言是交换项目过去的中国留学生，留在瑞士工作后逐渐爬上去。两人都不是多话的人，相处却很自然。婚礼没有办得隆重，仅请了双方各自少数熟人吃了顿饭，领了证就算开始了。

    凌晨四点，电话响起。她醒来时还迷糊着，看到屏幕上是美国区号。电话一接通，那边传来周言压低的声音：

    “我被捕了，在美国，需要律师。我在拘留中心，不能说太多。”

    王瑶坐直身体，手机差点掉在地板上。她想问什么，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喇叭声和一声短促的指令。通话被挂断。

    她没有慌张，只是慢慢穿衣服、洗脸、开电脑查航班，打给几位还未入睡的同事托人联系熟悉的刑事律师。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四小时。天还没亮，苏黎世湖上飘着一层雾。她戴上助听器，出门前从保险箱取出那本美国护照，塞进外套内袋。

    飞机从苏黎世直飞纽约肯尼迪机场。她在商务舱靠窗位置坐下，把椅背放平，闭着眼听引擎的轰鸣。助听器开着最小档位，只为了让自己有种还听得见的控制感。

    她18岁那年出了件事，从此再没踏上美国国土。那事之后，她被送往卢塞恩读书，音讯切断，没人问她愿不愿意。一夜之间，切换国家与语言，失去几乎全部联络人。现在，她在高空三万英尺的机舱里，靠着舷窗闭目养神，像是倒回原点。

    抵达纽约时已是9月14日清晨。她从“US   Citizens   &   Permanent   Residents”通道入关，手中那本蓝色护照递给CBP官员，对方翻了一页，又抬头看了她一眼。屏幕上方滚动着电子字：“Welcome   Home”。

    王瑶收回护照，走出通道时没再看那行字。她离开这个国家太久了，这种“欢迎”显得突兀。

    抵达曼哈顿下城区的联邦拘留中心后，她见到了辩护律师，是一位在白领犯罪案件中经验丰富的本地人，六十岁出头，言辞干净利落。他告诉王瑶，起诉方是南区地检署，主控检察官叫盛轩。

    她愣了一秒，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那是十多年没被提起的名字。

    当天上午，初次出庭。王瑶坐在旁听席，看见周言被法警押入法庭，穿拘留所发的蓝色囚衣，眼神疲惫但保持镇定。他朝她望了一眼，那一秒极短，仿佛只是确认她真的来了。

    起诉方代表的身份很快被法官报出：Assistant   U.S.   Attorney,   Xuan   Sheng。

    盛轩坐在起诉席，穿深灰色西装，脸部轮廓硬朗，头发剪得极短，眼神低垂看着手上的文件。他没有看王瑶，仿佛只是例行在审一桩金融案件。

    在听证会上，盛轩主张拒绝保释。理由清晰：被告为外籍人士、无在美常住地址、金融资源充足，具备高逃逸风险。所有证据都符合法律语言，律师反驳空间不大。

    休庭后，律师带王瑶去见检方，想私下争取一点协商可能。检察官办公室在Worth   Street旧建筑五层，电梯缓慢老旧，走廊灯光泛黄。

    进门后她先看到背影，盛轩站在窗边，手里拿着咖啡杯，正在看外头的街道。听见脚步声，他转身，视线落到她身上，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。

    律师做了简短介绍，留下两人单独说话。

    王瑶没有开口。她站在原地，没有坐，也没有摘下助听器。

    盛轩向她走近两步，说：“我们谈谈。不谈工作。”

    “私人性质。”

    “今晚八点，Balthazar。”

    王瑶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

    走出办公室时正值午后，外头阳光有些刺眼，街上车流噪声混杂。她戴着助听器，所有声音都异常清晰，像是刻意压过思维。

    她叫了出租车。车窗上映出她的脸，模糊，带着些许疲态。

    十年不见，他几乎没变，只是更沉静了。

    她也不知道今晚是否应该赴约。

    但她还是去了。